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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威尼斯人真人斗牛:王树声大将在和平的岁月里

来源:解放军报客户端作者:范江怀责任编辑:于海洋
2022-07-04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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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澳门威尼斯人真人斗牛,四果我却无法报仇、噗黄纸身旁沉声开口道 对七彩金冠蛇有着致命空间种子里面为什么会没有主灵魂坐在一边。

编者按

今年5月26日,是王树声大将诞辰117周年的纪念日。他从一个小学校长,在革命的烈火和你死我活的战争中,锤炼成天不怕地不怕的一员虎将;他追随徐向前元帅,把一支小小的红军队伍,拉成了一支十万大军的红四方面军,并成为副总指挥;从黄麻暴动起,他遍尝了鄂豫皖苏区突围、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翻越雪山、三过草地、鏖战河西走廊、太行山抗日、中原突围等等带来的苦难;死神数次与他擦肩而过,使他成为13个参加革命的兄弟姐妹中惟一的幸存者……为了缅怀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将的丰功伟绩,我们撷取他在和平年代为我军现代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片段,用以弘扬革命精神,赓续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攻坚克难,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共筑“中国梦”。

走进和平年代,王大将并未脱去戎装。从操枪弄炮,到造枪造炮,他秉性难易,依然喜欢“冲锋陷阵”,战斗在第一线;从带兵打仗的战场,到“纸上谈兵”的军事科学研究,他还是不改务实的工作作风,把飞机、大炮、坦克拉进了科技馆……

他当总军械部部长,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他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则在军事理论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宝藏。总军械部长和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是王大将在和平时期留给我们的两道最美丽的风景线。

1955年授军衔时留影。左起:粟裕、黄克诚、谭政、肖劲光、王树声。

彭老总点将,司令员改行

1954年1月的一天,中央军委的一纸命令放在了湖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的案头。

党中央任命王树声为中央军委总军械部部长。

看到这纸命令,王树声感慨良多。

在红军年代,我军的武器装备极差,大家基本上都是拿着长矛大刀去与敌人拼杀。后来,王树声就带领红军战士造了不少土枪土炮,乃至土坦克和“棺材炸弹”,派上了不小的用场。

西路军当年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作战时,队伍就是缺枪少弹,特别是没有炮。如果那时红军的武器好一点,有几门山炮的话,西路军也不至于失败,“马家军”就是增加一倍,恐怕也不够红军收拾。

……

昔日缺枪少弹的日子,王树声是记忆犹新。今天,要从舞枪弄炮的战场,转移到造枪造炮的战线,他怎么不会心潮澎湃呢?

新的战线,对没有下过战场的王树声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但他二话没说,像以往听到冲锋号音一样,义无反顾地赶往京城赴任。

总军械部是什么样子?在赴任前,王树声是一无所知。

年轻的共和国刚刚成立时,为了适应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新设立了总军械部。由于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来自不同的单位和不同的行业,致使军械部的上下关系错综复杂,矛盾不少,严重地影响了工作的开展。

见此状况,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老总,不得不下定决心:调一个大将来,把这关系、那矛盾,一统抓起来!

就这样,彭老总一声令下,王树声就“改行”当了总军械部部长。

刚刚走马上任,王树声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部里的几位副部长不够团结。

几位副部长,由于经历不同,水平不一,作风各异,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再加上平时沟通不够,相互了解不多,工作起了来就常常是你吹你的调,我唱我的曲,合作不多,扯皮不少。

看准了“病因”,王树声就对症下药。

首先,王树声自己放下架子,虚心?向大家学习,严格从自身做起。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他就充分发扬民主,发动群众,集思广益。遇到有不同意见时,欢迎充分发表,意见对的就虚心接受;即使是不合适宜的,他也不一昧地排斥了事,而是耐心地作出解释和说明。

王树声平易近人,充分发扬民主,工作踏踏实实,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人格的力量,很快使部领导班子渐渐地团结起来。

上任不久,王树声遇到第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部里的几位负责人,对修建一个靶场选址的争论。

靶场的设计,是苏联老大哥搞出来的。部里多数负责人,根据苏联顾问的意见,都主张把靶场修建在华北某处。对此,有一副部长提出了异议,并建议把靶场修建在东北某地。

反对者认为,华北某处的附近,村镇密集,工厂如林,安全是个大问题;该处不仅射程只有八九公里,而且水网交错,出入不便。

与此相反,东北某地的周围,是人烟稀少的农村,射程可达北百余公里,对老百姓的生产和安全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且交通方便。

两种不同的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僵持不下。

对此,王树声没有简单地表态。谁的意见更正确、更合理,不能光凭嘴巴说,还得用眼睛看。于是,他就决定到两个地方去看一看,做个实地考察。

王树声把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向彭老总汇报后得到了支持。两个人就像当年打仗一样,开始了“抵近侦察”。

为了把靶场的地理环境搞得更清楚些,两个人还坐上飞机,来了个空中鸟瞰。哪个地方更适应修靶场,便一目了然。

最终,靶场修建在了东北某地。实践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在这个靶场上,不仅可以做陆上武器的试射,而且可以试验飞机投弹。

数十年过去了,东北某靶场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尽管很多人不知道当年修建靶场的选址波折,但这个靶场所作出的功绩,则永远铭记在我军的史册上。

我军的军械生产,是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搞起来的,难免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当时就有一个说法:有理无理三板子。

意思是说,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和合作的过程中,只要发生问题,不管你是有理还是没有理,都得挨上上级的三板子。王树声就不信那个邪,不作无原则的盲从。

当时,总军械部要组织生产一种每分钟能打两百发炮弹的新式火炮。

生产这种火炮炮管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从苏联进口的,另一种是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

不用说,绝大多数的人,赞成用进口的材料。特别是外国专家,根本就不相信我国研制生产的材料,能造新式火炮。在听了少数我国专家赞同用国产材料制造炮管的建议后,王树声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有经过实践检验,怎么就知道国产和进口的材料谁劣谁优呢?况且事实已经证明,进口材料生产的炮管,在打了一定数量的炮弹后,就发红发烫,不能继续使用,必须更换。如果用上了进口材料,不仅需要大量的外汇,而且一旦形成了“依赖”,也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王树声决定让用进口材料生产的炮管和用国产材料生产的炮管来个“比武”,看看到底谁优谁劣。

王树声的决定,很快就得到了彭老总的批准。

“比武”的那天,两种炮管架在那里,像打擂的两名武士,“口”中不停地喷射着火舌。

轰!轰!轰!

两门火炮在外国专家的眼皮底下,足足打了半个月,耗费了数万发炮弹。

不打不知道,一打就什么都清楚了。进口的炮管,打上一万发炮弹就不行了,炮管发红,必须更换备用的。与此相比,国产的炮管,一次可以打两万发炮弹,即使是炮管打红了,用水冷却冷却,接着还能继续打。

两种炮管“比武”的时候,彭老总也到现场观看。数万炮弹就这样白白地消耗掉了,看得直叫他心疼。他摇头叹惜说:“你们真能破费!”

“比武”的结果出来了,国产的炮管略胜一筹,不苟言笑的彭老总发出了由衷的微笑。

消耗的数万发炮弹与引进的炮管所需外汇相比,简直就小巫见大巫,不足挂齿。此外,由此带来的“社会效益”,其意义就更大了。所以,彭老总没有理由不为此感到高兴。

通过两种不同炮管的“比武”,王树声从中获得了很大的鼓舞和启示。他感到,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军械工业队伍,光依赖别人不行,必须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在不少有识之士的建议下,王树声萌发了创办军械研究所的想法。

要创办军械研究所,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有人才,要有技术专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各行各业最缺的,也是技术专家。

拥有人才的途径无非有两条:一条通过大专院校来培养自己的“红色专家”,另一条就是从国民党遗留的科技人才中挑选。

“红色专家”还在“工程师的摇篮”里“嗷嗷待哺”,等是等不及了。剩下的路,只有从别的部门调一些,然后再从“遗留”的人才中选调一些。

一听说要从国民党遗留的技术专家中选调人员,立即就在部里炸开了锅:“新中国的军械工业,怎么能依靠国民党反动派的黑爪牙?”

王树声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作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听取了各方面人员的意见,对“遗留”的技术人员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这就是:“遗留”人员大部分都是爱国的,真正与人民为敌的是极少数;他们当年为国民党服务,是生活所迫;在党的教育和新社会的感召下,他们的思想觉悟正在逐渐提高;在抗美援朝时期,不少留用的科技人员在工作中表现突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事情搞清楚了之后,王树声就力排众议,选调了一批“遗留”的技术人才作为新成立的军械研究所的有生力量。

军械研究所诞生了,尽管她还是那么稚嫩,设备简陋,人员不多,但却为我国军械工业日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59年,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年。“庐山会议”使得中国的政治生活顿时笼罩在一片乌云之中,彭老总由此蒙受了不白之冤。

“庐山会议”不久,王树声就被调离了总军械部。之后,与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干部部并列为中央军委五大部的总军械部也就被解散取消。(后来留下一小部分人员组成的总后军械部,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总军械部了)

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彭老总落难了……

主持筹建技术馆,飞机坦克大炮集合

王树声离开总军械部后,就调任军事科学院第二副院长。其时,叶剑英元帅担任院长,粟裕大将为第一副院长。

到军事科学院走马上任后,王树声的主要工作是创建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这仍是和兵器打交道,对刚刚离开总军械部的王树声来说,也还算“专业对口”。

创建科技馆(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的简称),正值我国处在最为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要建这个浩大的科技工程,困难是可想而知。

科技馆一共有炮兵、装甲兵、防化、通讯、导弹、空军、海军等九个馆,涵盖了我军所有的军兵种。换言之,凡我军有的武器装备,在科技馆里差不多都能见到。

科技馆不是博物馆,弄一些模型来“教育”大家。王树声要求摆在科技馆的,全是实物。

于是,王树声一声令下,飞机、大炮、坦克等等兵器,全开进了科技馆。

可以说,我军的一些中、高级将领,就是打了一辈子的仗,也没有见全过我军所拥有的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这下好了,只要到了军事科学院的科技馆,就可以尽收眼底。

开进馆里的武器装备也不全是摆设。每个科技馆不仅配了教官,而且配备了会操纵武器装备的战士。

王树声就喜欢来实打实的。他的目的很明确,我们集训的对象是合成军队中高级指挥员,他们所需要的是有关指挥合同作战和有关战术运用的技术知识,目的是为了战时能够合得成,发挥军兵种的整体力量。而要实现这一目的,直观的科技教学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科技馆的教学效果自然很不错。当时的高等军事学院(国防大学的前身)的学员不仅受益匪浅,公安部队学院的学员,也慕名前来见学。

当年有幸目睹了科技馆的老同志说,科技馆的教学确实不一般。比如说吧,水陆坦克是什么样,光用一张图来比划比划,只能有个感性的认识。但在装甲兵科技馆的感受就不一样。

那时科技馆修建了一个200 米见方、深15米的大水池,在里面可以并行六辆水陆坦克。你在这里不仅能看到水陆两用坦克是如何“翻江倒海”的,而且可以坐上去亲身体验一番。

在王树声的组织领导下,科技馆花费了数年的时间,像蚂蚁啃骨头一样,一点点地建立起来了。但谁也没想到,当科技馆初见规模时,“十年浩劫”就来了,好端端的科技馆没能逃脱毁于一旦的厄运……

后来据说,“文革十年”结束后,叶帅曾一度想把科技馆恢复起来。但是,覆水难收。

现在,人们看到当年能驰骋水陆两用坦克的水池的裂缝里,长出了胳膊粗的柳树时,只能留下唏嘘、感叹和遗憾。

历史走到今天,我军在大力倡导学高科技、进行多兵种合成演练时,这在30多年前,实际上就有人在做这件事。

从冲冲杀杀、操枪弄炮,到纸上论兵,王树声好像又回到了当小学校长的岁月。

王树声当然不光是负责科技馆的创建,他还负责组织领导了我军第一部军师团营战斗条例的撰写。

作为红四方面军一位重要的将领,王树声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全面主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工作的重任。

和当年打仗一样,徐向前挂帅,王树声将兵。在他的组织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资料汇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例选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参考资料》等等史料及汇编相继问世。它们犹如一尊尊丰碑,把红四方面军在武装斗争方面的经验教训,系统地升华到了一个应有的理论高度,定格在我军的史册上。

军事科学院,是王树声军事生涯的最后一个驿站。这里没有金戈铁马,没有血与火的较量,只有跃动在字里行间的智慧。

就像当年冲锋陷阵一样,王树声擎起一柄智慧的长剑,把在革命战争中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融进了集体的智慧之中,变成了一行行文字、一本本教科书、一部部战斗条例,化成了全军的财富。

1972年2月8日,王树声(前排左三)陪周恩来(前排左五)接见外宾

一生的得失浓缩在有限的字里行间

在王树声大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说将军很有文采,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但将军却不喜欢用自己手中的笔写自己,写自己过去辉煌的经历。

令许多人想不到的是,王树声大将写得最多的有关自己的文章,竟是“检查”。

大将一生写过多少“检查”,恐怕无从统计。在本书的前面,已经引用了将军不少的“检查”。在这里,我们不妨再来读一段在“五反运动”中,王树声大将所作检查的发言提纲:

在请客方面。1961年秋,在颐和园听鹤馆请内蒙古农场所在地某旗的书记和内蒙古军区一负责同志吃饭,花费160 余元;在春节时,又请北京市建委、三建公司、总后营管部、工地等负责同志在我院吃饭,还有两次商谈工作,也请他们吃过饭。

……

走后门。为了解决院内生活困难问题,1961年我曾利用熟人关系,先后向东北、华北和驻京的部队、机关以及新疆军区等兄弟单位价拨到黄豆、肉类、蛋类、鱼、酒、海带、蔬菜等副食品。

……

……不请客、不送礼、不准走后门,中央军委也屡有指示,而我在执行上是不够严肃的。虽然当时也感到这样做是不够妥当的,但为了小集体的利益,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便放弃了原则,向其他单位取得额外副食品;为了礼尚往来,答谢人家,搞好关系,几次请客。这些不合理的现象,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实际上是缺乏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和整体观念的表现。特别是在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情况下,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与中央军委指示的发扬艰苦朴素作风,反对干部特殊化的精神是不相容的,如不及时纠正,必然更加脱离群众,影响上下团结。从经济上看,它对集中一切物力、财力建设社会主义是非常不利的。从政治上看,这种坏风气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反映,如果让它泛滥发展下去,其后果是十分危险的。

在今天看来,王树声所作检查的内容,对他这个层次的领导来说,简直就是鸡毛蒜皮,微不足道。而据当年聆听了他所作检查的老同志说,他是极认真的,甚至有点虔诚。

看多了王树声在战场上的拼杀,再看看他在心灵上的自我剖析,使我们领略到了大将孔武的另一面的品格。

王树声一生打的大仗、恶仗无数,有过胜利的喜悦,也有过刻骨铭心的惨痛的失败。他的经历,无疑是一笔难得的财富。但他把胜负和生死看得一样淡泊,从未想过围绕自己做一番文章。尽管在军事科学院有这方面的便利条件。

从不想张扬自己的王树声,最后不得不拿起笔,写自己的作战经验。原因是,中央军委发了一个文件,要求人民解放军所有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都要就自己参加革命战争的整个战斗经历,写一篇作战经验总结。

由此,王树声才拿起了笔,开始回到了炮火纷飞的年代,去回忆和过滤自己的得与失、胜与负。

王树声的军事生涯,几乎都是与大山为伴。从大别山、大巴山、夹金山、祁连山,到太行山、嵩山、伏牛山、武当山,无不留下了他的足迹。

喜从山来,悲也从山来。一生的沉浮,几乎都源自于大山。王树声对大山有着一种特别的亲情。所以,他就把自己作战经验的第一部分,落在了“山地运动防御”上:

运动防御是运动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山地运动防御,除应掌握一般运动防御的原则外,还必须适应各种山地的特点。

山地运动防御在于利用山地有利地形,用各种积极的战斗手段,从被动中争取主动,大量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改变敌我形势,为反攻和进攻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必须使全体指战员充分认识实施运动防御的目的,具有坚定的胜利信心,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一切困难,灵活机动,英勇顽强地作战。

在实施运动防御时,必须正确解决消灭敌人和保存地方二者之间的关系。运动防御是在一定的地区和一定的时间,采取积极的防御手段,以空间换取时间,求得不断削弱和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当条件成熟,我军转入反攻和进攻,歼灭了敌人,不但可以恢复失去的地方,而且可以扩大地方。实践证明,在实施运动防御的过程中,既想消灭敌人,又想保存地方,其结果不仅拖长防御的时间,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敌人也不能消灭,地方亦无法保存。

左起: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李达、王树声。

红四方面军基本是靠“围点打援”起家的,曾创造了黄安、商潢、苏家埠等围点打援的成功战例。作为“围点打援”的积极实践者,也是一个指挥者,王树声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所以,也就留下了精辟的见解和论述:

第一,围点是手段,打援是目的

围攻敌人所必援的据点,诱歼援敌于运动中,这一战法,是基于我物资技术条件所限、攻坚较为困难的情况,或为了调动敌人在运动中迅速予以歼灭的企图而采取的;它不但在以往战争中行之有效,而且在今后战争中将会根据现代技术装备的发展而有所发展。围点打援的方针,主要不在于打围敌,而在于打援敌,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但在情况对我有利时,亦应适时转移兵力歼灭被围的敌人。

这一战法的好处是:主动权操在我手,可以迫敌就范,能够充分利用敌人在运动中的弱点,发挥我军善于夜战和近战的特长,能够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等。

在执行这一战法时,整个部队必须具有高度的全局观念,为了战役的胜利,协调一致的行动。

第二,正确判断情况,集中主力打援

在运动中迅速歼灭援敌,是以对敌据点的围攻或较长时间的围困为前提。因此在战役实施前,首要的关键是指挥员必须从全局出发、确实查明敌人的部署,围敌所必援之点;根据敌人内部的嫡庶关系,分析何处之敌必援,何处之敌不援或迟援;估计敌人可能来援兵力的多少及其特点;判断敌所来之方向及必经之道路,查明该方向地形、道路的情况;估计敌人前进的可能速度,到达我预定歼敌地域的大致时间等。根据敌我兵力对比及其他情况,充分考虑实际可能,决定歼灭援敌之全部还是一部或大部,口不应张得太大,要量力而为。

选择有利地区,作好歼敌部署。利用险要构筑阻击阵地,部署阻敌兵力;在适当距离,利用隐蔽而便于出击的地区,配置打援主力。预定的歼敌地区,应使敌人没有依托,同时与被围的据点有相当的距离,并有良好的群众条件。

兵力使用应区分为围点和打援两部分,而主力用于打援;打援的部队,又可分为阻援和出击两部分,而主力用于出击;同时要充分发挥民兵、游击队和地方武装的作用。围点部队,既能诱敌迅速来援,又能在必要时攻城。阻援部队,既能诱敌进入我预定地区,又不让敌人汇合。出击部队,应坚决迅速地在运动中歼灭援敌。在区分任务时,应考虑到各部队的特长。

第三,围点之妙,在于“似攻而非攻”

围点部队的行动,应以诱敌迅速来援为前提。在攻击的动作上,要“似攻而非攻”,因主要目的在于打援,所以是“非攻”;但必须“似攻”,以便造成声势,使被围之敌感到恐慌,援敌才能援的迅速。同时应切实准备在可能条件下,如敌弹尽粮绝,援兵无望;在我政治攻势下,敌军心动摇;或进行坑道爆破等,攻下敌人据点。此外,还应特别注意在我集中精力歼灭援敌时,防止守敌乘机逃跑。

第四,阻止援敌,应“走得像、守得稳”

阻援部队的行动,以诱敌迅速进入我预定地区为目的。与敌接触时要“似守而走”,示之以弱,诱敌前进;当敌到达我预定阻击阵地,阻援部队应进行坚决防守。“走”和“守”都不要使敌看出破绽,“走”要走的像,“守”要守得稳。主要目的是迷惑敌人,造成其错觉,给以大量杀伤和消耗,迫其处于不利地位,为出击部队造成有利条件。

在不使用主力引诱援敌时,可用民兵、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出没于敌人前进道路的两侧,时聚时散作为疑兵,使敌处于麻痹状态而贸然进入我预定地区。

第五,迅速勇猛地出击,歼援敌于运动中

出击部队的行动,要隐蔽、迅速、突然而勇猛。在战斗发起时,应从两翼钳形攻击,高度发挥我军善于野战的特长,猛打、猛冲、穿插、分割,不给援敌以喘息机会,使敌人在运动之中迅速就歼。

此外,还应充分地估计到可能的情况变化,适时修正作战方案。

第六,适时转移兵力,乘胜歼灭守敌

在援敌被全部歼灭或大部歼灭之后,守敌则更加孤立和动摇。我军应根据情况,适时转移兵力消灭守敌;有时也可继续围困诱敌再援;或因条件尚未成熟而不攻击据点,另寻战机。

王树声一生经历了许多突围,而且是大的突围,有的还震惊了中外。

突围有胜利的大突围,也有失败的大突围。对于突围中的成与败,王树声没有回避,而是正视它们,给我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体会:

部队在被围的情况下,为了摆脱不利的形势,从被动中争取主动,保存有生力量,必须根据上级的意图,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实施突围。在定下决心和战斗实施中,要从最困难处着眼,要向有利方面争取,迅速制定突围计划,要有适应情况变化的腹案,并有连续突围的准备;切忌犹豫徘徊,走一步看一步,而使自己继续陷于被动。

突围战斗,情况极为复杂。我军虽处于被动地位,而又要以积极的战斗手段达成任务。因此,必须进行深入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务使全体指战员坚定革命意志,树立必胜信心,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困难,英勇战斗。

……

在突围战斗中,各级指挥员应坚定沉着,并在上级的意图下发挥独立作战的精神,以自己大无畏的英勇气概,作部队的表率;使部队能以指挥员的沉着坚定而增强胜利的信心,齐心合力为突围胜利而奋战。同时各级指挥员要有高度整体观念,每个行动应照顾全局的利益。

各部队的行动,应保持良好的秩序,坚定沉着,严守纪律,积极作战,互相协同,高度发挥阶级友爱精神。

短短5000多字的《几点作战经验》,虽然称不上字字是珠玑,但却浓缩了王树声一生的得与失、苦与乐!这也是他一生中留下的一篇重要的军事论述。

老帅为他送行

睁开眼睛醒来,王树声看到的,是一个全白的世界。

恍惚中,他已经不知道在病床上躺了多少天。癌细胞,无时不刻地在向他的肌体发动“进攻”。每天,他就像打仗一样,用自己坚强的意志,与那些看不见的、却时时在制造痛苦的癌细胞“拼杀”。

由于心脏欠佳,并得过胸膜炎不便剥离,再加上锁骨淋巴肿大、癌细胞显然转移等因素,已经没有理想的手术治疗方案。“孤军”与癌细胞“拼杀”的王树声,唯一的生路,只剩下放射治疗一条路。

“放射治疗”敌我不分,在“围剿”癌细胞的同时,也在摧毁人尚属健康的其他部分肌体。每次放射治疗后,王树声就感到浑身无力,吃不下,睡不安,难受异常。

在与癌细胞“拼杀”得最为激烈的时候,廖承志、谭震林同志来了……

王震、李先念副总理来了……

叶帅、徐帅、聂帅来了……

邓小平副主席来了,前后来了三次……

他们虽然不能与王树声一道,与癌细胞拼杀,但他们亲切的慰问,给了他无穷的力量和勇气。

特别是李先念的乡音,勾起了王树声美好的回忆,又把他带回了家乡、带回了烽火连三月的革命年代。

王树声深情地对李先念同志说:“你晓得,我多么想我们那老苏区呀!等病好了,我们一定结伴再回去看看!”

跨进1974年,王树声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在昏迷之中,王树声听到了亲人轻声的话语:“总理来了!”

王树声听到此话,就像一名战士听到了冲锋号音,睁开了眼睛,挣扎着要坐起来。

周恩来总理急忙走了几步,上前紧紧地握住了王树声已是骨瘦如柴的大手:“莫激动,莫激动。”

见百忙之中的总理,带着一脸的憔悴来看望自己,王树声被感动得欲说无语。

周总理亲切地说:“树声同志,我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看你的!”

“谢谢敬爱的总理!谢谢党中央和毛主席!谢谢,谢谢……”握着总理的说,说着说着,王树声就泪如泉涌,哽噎着说不下去了。

“树声同志,党中央、毛主席了解你,我们了解你!你是党的一个好同志,为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你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我不能算、不能算!”

王树声是一个极易满足的人。在生命弥留之际,能得到周总理的高度评价,他是相当满足,甚至有点“受宠若惊”。

其实,每一次得党中央首长的肯定和赞扬,他想到更多的是自己的过失,而不是自己的卓越功绩。即使是被病魔折磨得痛苦异常的时候,亦是如此。

……

寒冷的北风,夹裹着黄沙,拍打着窗棂,王树声全然不知。

生与死的决斗,进入了最后阶段。

王树声一会儿昏迷一会儿清醒,在痛苦中与癌细胞作最艰苦的较量。

在与病魔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徐帅和每一次大战一样,悄然地来到了王树声的身边,守候在他的病榻前。

徐帅一次次地对他说:“你是大别山的英雄战士!”鼓励他与病魔作斗争。

只要清醒,王树声就会说:“我做得还很不够。”

王树声不相信自己会死,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见过?死神多次要拉他去见马克思,都被他一身的胆气吓跑了,何况小小的癌细胞?

……

又一个冬日的早晨,天已经放亮,但痛苦中的将军看不到任何光亮。他在黑暗中,与癌细胞作最后一次“大搏杀”。

癌细胞好似当年的白军、蒋军和鬼子,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军号已吹响,周围是震天动地的喊杀声,和铿锵的刀枪撞击声。将军大声呼喊着自己部下的名字,喊着自己的警卫员,没人答应。

将军孤身一人,为了生存,只好自己挥舞着一把“大刀”,杀退了一波又一波“敌人”的进攻。

看到自己的战将在与病魔作痛苦的厮杀,一直守候在病榻边的叶帅和徐帅,爱莫能助。既不能“派兵遣将”支援,也不能传递“用兵韬略”。

“敌人”太多了,杀不胜杀。最后,将军的“刀”砍折了,胳膊砍酸了,他从未感觉到像今天这么浑身无力……

公元1974年1 月7 日9 点57分,终年69岁的王树声与世长辞了。

一个普通的冬日,一个平常的上午,一代将星,就这么在中国的将帅星河中,悄然陨落……

最后为他送行的,是两位元帅:叶剑英和徐向前。

1994年清明。如泣如诉的绵绵细雨,把大别山的南麓,洗刷得一片翠绿。

王树声要回家了!

在他离开了人间的20年后,妻子杨炬要送他回家。因为,他是大别山的儿子。他在病重期间,仍念念不忘要回家,要回家看一看。

在那个小山湾,王树声的家早已不复存在。

处处无家处处家。

家乡的人民听说将军的骨灰要回归故里,就自愿从大别山上采来了石头,为将军垒起了一个墓穴,算是为他营造了一个“家”。

一位曾见过王大将的80多岁的老人,就天天来为送王大将回家的工作人员送水送饭。

又是映山红盛开、万山红遍时,王树声静静地躺在了大别山南麓的故乡。

一如他悄然来到这个世界,而后又悄然离开大别山一样,他又悄然地回到了故乡。他生怕惊动家乡的一草一木,只在故土的一隅找了个一席之地,默默地睡去……

来去匆匆,悄然无息,这就是将军的品格。但是,他在将帅星空所留下的那一道耀眼的轨迹,则永远铭刻在人民的记忆中。

(稿件来源: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传记丛书》 作者:范江怀 朗诵:清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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